原文翻译：

尊敬的成岳冲省长，尊敬的君特州长，尊敬的教育部国际司司长方军先生，尊敬的贺德满总领事，尊敬的约尔格·巴格丹教授、赵东福教授和迪特尔·莱昂哈德教授，尊敬的前发言人姜峰和我尊敬的继任演讲嘉宾陈建孟校长，以及德国高校合作联合会主席奥特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以及对来自德国的参会者说一声：早上好！

很高兴能在第八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论坛上做演讲。我在北京和您们对话，我们在那里为秋天最美丽的天气感到高兴。但是，我更愿意在美丽的杭州来找您们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德中学术合作就像黄油和面包一样：一个没有另一个就不好吃。在中国语境中，我缺乏一个合适的比较，也许可以说像豆浆和油条，即豆浆和“肥饼干”。诚然，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北方的比较。但事实就是如此，并非每个短语都可以 1：1 翻译。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在我的简短演讲中，我将重点谈谈四个想法：一方面，我想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学术交流已经取得的成果。其次，我想更详细地解释DAAD做出了什么贡献。特别是对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最后我将允许自己对现状发表几点评论。

1. 回顾：学术交流可以为两国关系的密切关系铺平道路，这是研究和学术关系政策的基本思想。一个有趣且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乔冠华：他是1935年至1937年从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首批中国DAAD奖学金获得者之一。大约四十年后的1972年，作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他与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一起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他的德语和对康德、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了解给对话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第二位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的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他在德国生活到1945年，并写了《留德十年》一书。

刘京辉也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校友。德国语言学家、海德堡大学教育学教授组建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并担任其秘书长多年。

统计数据显示了良好的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学术交流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6年的4，500名中国学生到2022年的40，000多名。在中国的德国校友网络和中国对德国的了解也相应广泛。然而，这些数字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从大流行的悲惨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部在2019年报告的德国学生人数超过8000人，到2022年，我认识的德国学生人数已经下降到少数几个。在德国，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在未来塑造德中关系中缺乏必要的中国专业知识。

当然，不仅个人推动很重要。还需要机构合作、联合中心和学院，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和魅力。浙江科技学院（ZUST）背后有着30年的中德合作历史——我们在欢迎辞中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它的信息。它是一所被中国教育部宣布为模范大学的大学，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密切合作，因此是举办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论坛的理想场所。联合学习和双学位课程有很多优势。您大部分时间都在本国学习，但有国际经验;您在国外参加的课程与您本国大学的课程相协调;你通常在主办大学得到更好的照顾，因此这些课程的辍学率比个人流动性少得多。除了ZUST，在中国最大和最引人注目的德国项目是同济大学的中德学院（CDH）。同济大学本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的德国大学。其未来的总裁李国豪于1940年代在达姆施塔特获得博士学位。1970年代末，他建立了一所德国学院，与德国建立联系。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及其下属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训和德国以及现在中国经济的非凡承诺也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公司赞助主席，提供实习机会并组织研讨会。ZUST和CDH以及那里提供的课程对德国学生来说也非常有趣。

2. DAAD的贡献：大型和长期项目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沟通。双方负责人均进行了更换。政治环境和高等教育法律正在发生变化。不断需要调整。与此同时，必须始终重新平衡共同利益。这需要耐心、开放和对合作伙伴的理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项目要有未来的愿景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我环顾四周，发现塑造了德中在公司、大学和机构中的合作的这些人往往是年轻时在另一个国家学习和工作的人。DAAD等资助组织及其众多的奖学金和计划在这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作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我们希望促进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造福科学、商业和社会。一方面，我们的业务是促进德国作为学习和研究地点，并提供奖学金和项目资金。我们单独提供建议，也参加交易会或巡回演讲，并在大流行时期推出了许多在线格式。对在德国学习或研究的兴趣很高。我们在中国互联网的微博和微信上反映了德国的全球广告活动。通过DAAD讲师计划，近50年来，我们一直在全国最重要的德国部门推广德语研究。目前有四个所谓的德国研究所伙伴关系（GIP）;目前资助的项目有四个：科隆大学-复旦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明斯特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弗莱堡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除了已经提到的合作外，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在中国的灯塔还包括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ZDS），这是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合作。在“德国法在亚洲”这一重点领域，由德国律师在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同济大学举办了三个长期讲座。它们是德中法治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3.“应用科学大学国际”

随着新计划的“应用科学大学国际“面世，自2019年以来，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一直在支持应用科学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国际化。特别是当大学希望首次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通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他们可以在国际科学合作能力中心找到答案，DAAD在那里提供信息和建议。应用科学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为德国经济培养专家，从而为各自地区的许多公司的经济成功奠定了基础。德国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他们开拓全球销售市场，并在全球投资新地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接受过国际培训并具有适当语言和跨文化技能的员工。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加上德国技术工人的持续短缺，对面向国际、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科学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学术教育提出了多样化和新的要求。该计划旨在战略性地锚定和可持续地实施所有大学级别和所有人群的国际化进程，从学生到讲师和研究人员再到行政人员。

DAAD提供四种不同的模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互补使用。

模块A：用于启动和准备目的的项目。

模块B：建立和扩大国际大学合作的模式和合作项目。

模块C：学习和实习住宿的个人奖学金，论文准备以及参加国外的大会和贸易展览会以及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

模块D：咨询、培训和对话

4. 现状和展望：作为DAAD，我们在申请的不同课程中宣传大量奖学金;选择奖学金获得者，然后为他们在国外逗留做好准备。我们绝对希望双向合作，并通过与德国学生和年轻科学家一起留在中国，促进对中国的了解和与中国在广泛学科的合作经验。在大流行中，这几乎不再可能。如前所述，在数百名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获得者中，目前在中国的人数不到10人。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来自中国的受助者和来自德国的受助者通常平衡的DAAD资金比例在新冠疫情期间遇到了困难。在中国大学德语系的30个DAAD讲师中，只有20个在2022/23冬季学期在当地任职，4个空缺，4个来自德国的只能在线教学。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2020/21学年冬季学期，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12.4%。然而，大学新生的数量在新冠疫情开始时暴跌（WS 19/20 第一学期 CHN 8225，WS 20/21 第一学期 CHN 6155 和 WS21/22 5854）。

在疫情期间，德国也为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发放了长期签证，但疫情也减缓了他们的流动。在中国，入学和申请所需的语言考试也在短时间内被取消。签证预约提前几周预订一空，由于国内旅行限制，通常无法参加。相比之下，来自第二大原籍国印度的学生人数总体上增加了18%，印度一年级学生人数增加了33%。如果这两个趋势继续下去，印度可能很快就会取代中国成为最重要的留学德国的出口国，最早可能在2023/24冬季学期。今年8月底，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布关于签证程序变更的新通知。两年多来，德国学生首次能够提交赴华考察的签证申请。在新冠疫情期间进入中国并亲自学习需要做的准备和计划。因为中国的动态清零新冠战略意味着短期内可能会对行动自由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为了很好地应对不确定性，需要很大的耐心和良好的心态。在这方面，特别有用的是最近亲自完成该过程的同行的经验报告，以及当地可靠的联系人。

对中国来说，外国人继续在教育和科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希望到2049年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国家。除了扩大科学基础设施和国内教育改革外，这还需要与外国交流。近几十年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需要与联合出版物的国际合作，中国人才在国外最好的大学接受培训，然后带回国内。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化努力相比，招聘外国教师和研究人员对中国至关重要。

最近的地缘政治发展远非理想状况：在许多西方参与者眼中，中国已经从战略伙伴变成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德国科学组织也面临着这种范式转变。

迄今的密切合作正在接受考验。一方面，德中合作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接触下一代世界领导人的机会，通常为德国工作组的年轻科学家提供了机会，有时还可以获得中国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地点。另一方面，德国当局和科学组织本身也担心缺乏开放性和科学发现的不必要外流。《出口管制法》并不止于科学。

当朔尔茨总理访问北京时，我们作为德国社区能够通过视频链接与他进行简短交谈。我感到遗憾的是，他的代表团没有包括大学校长或德国研究或科学组织的代表。毕竟，与中国的学术合作对我们德国来说非常重要。作为德国的科学组织和大学，我们在中国赚不到钱。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那里与中国合作。但也存在风险，不必要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外流的风险，双重用途问题以及数据共享缺乏法律确定性。当然，我们有兴趣与日益强大的科学国家中国保持（公平）交流。为了招募和培训年轻学者，创造和出版知识，适应未来并具有竞争力 - 为此，我们需要在德中教育和科学合作以及经济方面提供公平的条件：互惠，透明，可靠性和可及性 - 获取数据，访问研究基础设施，进入中国和德国国内的大学需要大学和资助机构的资金可以更好地维持与中国日益昂贵的接触。

我相信，与中国的合作，包括科学合作，在气候变化和其他人类问题时期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我们。作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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